名人名家讲堂

　　（记者闻齐 通讯员张冰）

　　为什么有这样那样的环境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为什么这么难解决？我想主要可以归结为几个矛盾。

　　一是环保问题紧迫性和法制建设滞后之间的矛盾。我国在立法和执法上对污染企业的惩罚力不够。企业面对守法成本高和违法成本低的处境，不可避免会偷排。我们总说新加坡环境好，但新加坡罚污染企业一次可以罚得“倾家荡产”，香港、澳门对污染企业是论“天”递增罚款，我们却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另外，我国立法权集中于中央，地方依据自身实际制定法律的空间很小，再加上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力有限，于是要么是无法可依，要么就是有法无力。最近省环保局刚被升格为“厅”，算是比以前有了些地位，但总体执法力仍然很弱。

　　二是决策层面高度重视与执行层面打折扣之间的矛盾。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央就提出环保是基本国策，从可持续发展战略到科学发展观，处处有环保；但一到地方，则处处变成GDP优先，至于GDP是“红色”（带血）的，还是“黑色”（污染）的，一概不管，“宁肯呛死，也不饿死”。对此，领导干部认识都很有高度，但一旦落实到执行，就大打折扣。

　　三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与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没问题，但不能将成本外化到社会身上，也不能忘记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四是社会公众对环保问题高关注与对环保低行为之间的矛盾。民众对环保向来很关注，省环境局每年接到有关环保的投诉就达10万宗以上，近一半以上为噪声投诉，但一涉及实际行动，就变得很消极。比如一听说禁塑料袋，就反映不方便；一听说车子要少开一天，就吵着不合理；一听说提高污水处理费，就嚷嚷着太贵。这一点与国外差距很大。欧美发达国家民众的关注点已不是身边的脏乱差，而是气候变化，并且以实际行动参与到环保活动当中。

　　当然，环保问题如此严重在我国也有发展阶段性的原因。一是我国正处于从计划向市场、封闭向开放、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急速转型期。就以汽车污染为例。在广东，汽车排放污染占到全部污染量的50%以上，全省共有汽车575万辆、摩托车1062万辆，并且数量还在持续上升。作为刚进入汽车时代的国家，阻止民众买车是不可能的，但我坚持“不限制拥有，要限制使用”。在新闻发布会上，我常提到这样一句话：不限车辆，我们不被堵死，也得被毒死。因此，我们一定要在车辆使用上想办法，比如提高市中心停车费等。二是我国正处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我们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几乎全部是附加值低、污染大的低端制造业。另外，我们也面临城市化的压力。目前污水中有70%是生活污水，工业污水只占30%，并且这些污水中有40%是无能力处理的。三是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的弊病。我国的干部任用和考核高度集中，并且是以GDP论英雄。GDP不一定是坏东西，但唯GDP是问就肯定出问题，因为生产能出GDP，污染也能出GDP，治理污染照样能出GDP。光讲GDP，结果就是自然环境的破坏。我们经常讲要创建花城，但如果不搞环保，种多少花都没用，因为整个城市的背景是“灰色”的。另外，社会管理对新闻舆论和社会团体的管制太严，不利于各种环保组织的创立。

　　总之，我省当前面临的环境问题很严峻，这需要政府、企业、公众三方面共同、长期不懈的努力。从政府层面来说，需要环保执政行为。要完善环保决策体制和管理机制；要加强环保法制；要完善环保经济政策；要提供环保公共服务。从企业层面来说，需要环保的生产方式，要呼唤企业家的环保良心或企业的环境责任。从个人层面来说需要提倡环保生活方式。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有美好环境。

　　最后用康德的一句话作结：世界上最使人震撼的东西，一个是崇高的道德，一个是灿烂的星辰。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将自身对环保的道德责任化成实际行动，再现一个青山绿水、星辰满天的美好环境。

　　（本文整理自陈光荣在名人名家讲堂上的演讲，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