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潘岳 2006-12-20

     中国环境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环境和经济的关系，实际上已经上升为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但我今天只讲环境和经济的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许多奇迹，创造了许多世界第一。一方面，经济增速第一、外汇储备第一、外国直接投资引入第一、主要工业品产量第一；与此同时，中国是建材消费第一、能源消耗第一、空气污染物排放第一、水污染物排放第一。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流经城市90％以上的河段严重污染，城市垃圾处理率不足20％，农村有1.5亿吨垃圾露天存放，3亿多农民喝不到干净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新鲜空气。

　　中国实在没有能力和办法向外国转移生态和环境成本。燃烧自己与进口的能源以后，只能把污染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当然也留下了GDP。现在的GDP有很大一部分是环境资源成本。我是绿色GDP课题小组组长，“绿色”包含了矿产、森林、土地、水、动物五大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及污染损失、生态破坏两大环境退化成本，一共是7项。基于现有技术力量，我们只能算其中一项，就是环境污染损失，即使在这一项中，我们也只算出了一半多，而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都没有算进去，仅仅这一点已占2004年GDP的3.05％。今年年底我们将公布2005年的污染成本，还会把其他项类尽可能多算些。至今年年底，污染成本比例没有降下来，反而反弹。“十五”计划中的GDP指标都超额完成，但环保指标没有完成，这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拉动中国GDP增长的几乎都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例如中国的大气污染，90％以上来自于重化工业，其中70％的空气污染来源于火电，火电投资每年以50％的速度递增。这当然会拉动煤炭需求，今年是24亿吨，2010年可能是30亿吨，这将导致产生大量二氧化硫。脱硫政策已经出台，但如今95％的火电厂没有安装或没有使用脱硫设施，我们管不住，这就是体制问题。中国二氧化硫的容量是1200万吨，但2005年排放量是2500万吨，现在是2700万吨，2010年预计达到3200万吨。如果中国不改变85％的燃煤结构，不改变这种传统工业生产和消费方式，即传统发展模式，环境严峻期将提前来到，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2005年中国发生5.1万起环境纠纷，40万人次投诉和上访，而且以30％的速度在递增。生态和土地拆迁问题搅在一起，会成为社会新的不稳定因素。污染严重影响人体健康，早已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环境不公平也正在加重着社会不公平。

　　除了社会问题，还带来了巨大国际压力。发达国家最关心气候变化问题，认为中国至今还没有调整能源结构。他们一方面指责和批评中国，一方面提高本国环保标准，大量向中国转移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一方面他们没有完全履行在环保技术资金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承诺，一方面设置绿色贸易壁垒来制约中国。今年欧盟又要出台两项更加严厉的环保禁令，我国出口损失将会越来越大。外国从来没有相信中国能够和平崛起，他们认为中国只要每人一台车，这些用油需求必然会牵动全球油价，必然涉及国际金融，中国为保护石油通道安全，必然会增加国防力量，必然会参与地缘政治。这一系列的推演就成了中国威胁论产生的原因之一。西方工业文明产生有很多原因，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科技革命、商业革命等等，但其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发现新大陆，开拓了海外殖民地，转移了一系列社会矛盾、政治矛盾、经济矛盾。几十年前，他们终于发现，什么矛盾都能转移，唯有污染转不出去。谁让大家不幸生在一个地球？他们只能一边选择生态工业文明，一边有限帮助、无限督促发展中国家走生态工业道路。

　　发达国家可以先发展后治理，发展好了谈环保，但中国确实走不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理由有三:

　　第一，当中国开始工业化和城市化时，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完成原始积累，并通过100多年的不断争夺，划分确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他们的国际规则，中国污染成本肯定转不出去。

　　第二，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结构很不合理，不可能学习西方，到人均8000美元以上再谈环保。中国在人均2000多美元的时候，环境严峻期可能会提前来到。经济危机可以通过宏观调控解决，如果生态发生危机，灾难无法逆转。有人经常批评我们为什么老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发展中国家，但既然已意识到自己仍是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还用发达国家的消费标准去吃豪餐、住豪宅、开豪车？为什么还要建那么多中看不中用的形象工程？难道忘了我们还有70％的农村人口？

　　第三，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传统文化是和谐文化。我们不能搞生态殖民主义。我们只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即绿色和平崛起道路。内容有8条:低消耗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持续循环的环境资源体系；不断创新的科学技术体系；更加开放的金融贸易体系；注重公平的分配体系；开明进步的民主体系。

　　对政府而言，应做4件事:

　　第一，更加确定和追求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比较，当然不是比谁最能斗争，比的也不仅仅是生产力，还要比共同富裕，还要比谁更公平正义，还要比人的全面发展，还要比道德文化。

　　第二，应该重新制订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例如国土整治规划，应打破行政区划，根据不同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的总量去制订不同区域的发展目标，再依此制订不同的考核体系与政策体系。再例如新的产业发展规划等等。

　　第三，应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其核心是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由主抓企业主抓经济向主抓公共服务过渡，如环境保护。同时还要理顺政府与市场、与企业的新型关系。

　　第四，要制订一系列经济环境政策。我们必须要算清一笔账，如果中国人均收入在2000美元，要走新能源循环经济道路，我们的发展速度会降多少？我们要承担多大成本？整个财税政策体系是否支撑得了？这笔账如果能够算出来，一系列政策才能出台，经济才能够出现真正转型。

　　对企业而言，千万不要被一年一度的财富评选弄昏了头，要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政治上的变化，已开始越来越强调公平和责任问题，越来越强调诚信道德和儒商文化。今后企业要考虑的是如何去获得科学发展观的名和利。这是一个名利观的大转型。25年前，人大政协企业代表选的是看谁最革命，今年以前的人大政协企业代表选的是谁交的利税最多，谁最有钱，明年以后，将比的是谁最有社会责任、谁最公益慈善、谁最有文化道德。

　　今后环保部门是成为各大企业新型工业化的合作者，还是成为粗放型增长的拦路虎，就需要和你们这些企业家们坐下来好好商量了。

　　(本文系作者在“21世纪中国经济年会”上的演讲，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