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新闻 时间: 2009-06-29 来源: 广州日报 作者: 郑方辉

    郑方辉专栏

　　从根本上保护生态环境，说到底即是重构环境信仰，建立环境道德，抑制过度膨胀的物质欲望，推崇自然、简单的生活方式。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在强化经济增长模式转换，反对唯GDP至上，近年来环境治理的投入更“不遗余力”，每年约占GDP的1.5%，超过联合国提出的0.8%～1.0%的标准，到目前为止，仅出台的政策（规章、制度等）就接近两千件之多，但种种努力的收效并不令人乐观。我国环保政策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自2007年以来，我们以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正、保护生态环境、节约政府成本与实现公众满意为领域层，对广东全省市、县两级政府进行年度整体绩效评价。结果表明，全省地方政府环保绩效指数均高于其他领域层指数，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公众对周边自然生活环境的主观评价亦最佳，换言之，在涉及政府表现的十几项指标中，相比之下，公众最满意的是“周边自然环境”。研究同时表明，居民收入与对自然环境的满意度存在较弱的正相关，即收入愈高，对环境满意度的评分亦高，当达到个人或家庭年收入30万～50万元以后才开始缓慢下降，“掉头向下”，出现“拐点”。

　　这样的结果令人回味与反思。根植于古典经济学“最大化幸福”原理，被定义为效用的幸福或快乐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是政府政策的基本目标。基于个人效用仅依赖于自身消费的假设，增加收入能使消费者获得更高的效用，追求个人利益会增加社会福利。因而，所有提高社会福利和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最后归结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从政府政策的视角，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实际上是以追求收入最大化为公共政策的导向。以当时的背景，实现这种重大的政策转向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强大的民意基础，或者说，以改革开放的方式，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为必然逻辑，但所谓“政府主导型经济”政策导向不可避免产生两类问题：一是政府偏离“守夜人”角色，成为市场主体；二是漠视环境与资源供给的成本及有限性，或者说假定供给是“无限的”及“无价的”。前者破坏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后者显然是不可能的条件。由于收入增长具有无限性，随着经济规模扩大，以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共政策导向必然难以为继。

　　近两年各地纷纷出台的民生政策，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在经济领域将政策导向变收入最大化为公众满意度最大化。应该说，这种转变既符合现代政府的施政为民、追求公众满意的宗旨，亦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收入增加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透支。但仍然有必要指出：对于要达到年收入30万～50万元才出现“拐点”，在相当一个区间内，集体追求财富的偏好大于保护环境的理性选择，以满意度最大化为政策导向显得苍白无力。原因很简单：如珠三角地区人均GDP已近万美元，人们仍旧在追求收入增加中提升“满意度”，但离年收入30万～50万元尚有相当长的距离，这个“增长”的过程中，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能承受得起吗？

　　传统的生产函数中，资本、劳动、技术等构成主变量，因为这些要素是稀缺的，生态环境则“取之不尽”。然而，工业革命，尤其是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们仅仅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将生态环境变得极为稀缺。这么一种背景下，保护生态环境的公共政策面对“上天下地”的窘况：市场是保护不了作为公共产品的环境的，政府的作为似乎“缺乏底气”，因为在收入满意度导向下,人们追求收入增加的愿望远强于惧怕污染的心理，多年来我们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的所谓唯GDP至上实际上具有强大的“民意导向”，进一步说，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其实具有强大的民意基础。

　　因此，从根本上保护生态环境，需在市场和政府之外寻找新的路径。古老的东方哲学中，中国先知的智慧可能集中于“天人合一”，这是一种天地万物成一家的境界，说到底即是重构环境信仰，建立环境道德，抑制过度膨胀的物质欲望，推崇自然、简单的生活方式，环保政策的导向于此大有空间。（作者是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评价中心教授）